《狼来了》：一篇坏文章

余 光中在台湾文坛引起人反感，始于“唐文标事件”。70年代初，台湾诗坛开始对纪弦所倡导的“横的移植”1诗风进行反省和清算，唐文标为此写了三篇抨击现代 诗的爆炸性文章2。余光中参加这场论战批评对方时，言过其实地把论敌看做是“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给唐文标扣上 “左倾文艺观”3的红帽子。

1977年至1978年，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它是由文学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种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它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

这 场论战由《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发表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4揭开序幕。这篇由短论拼成的文章，矛头直指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理论家王拓、陈映真、尉天 骢。作者用老谋深算的眼光和犀利的文笔，尤其是大量引用蒋经国语录和三民主义资料，硬是要迫出这三位乡土作家的“左派”原形。第二篇攻击乡土文学的文章是 余光中写的。本来，这次论战的参加者多为小说家，很少诗人上阵，再加上余光中长期在香港教书，可他按捺不住要参加这场论争，这就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他在 《狼来了》5一文的开头，以“公开告密”的方式煽动说：

“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文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文 章虽然没有出现“乡土文学”的字眼，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讲的“工农兵文艺”，是在影射台湾的乡土文学。这篇只有两千多字的文章中却抄引了近三百字的毛 泽东语录，以论证台湾的“工农兵文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用心”，以证明乡土文学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隔海唱和，并说：“目前国 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公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言外之意是它有特 别的政治企图，暗示乡土文学是共产党在台湾搞起来的。紧接着，余光中批评大陆的同时，埋怨台湾的文艺政策过于宽松，对明显左倾的乡土作家过于宽容：

中 共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义文 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 “工农兵文艺”还会在台北得奖呢。

为了和“工农兵文艺”唱反调，余光中故意生造出一个拗口的“商公教文学”名词。他反对普罗文学的同时念念不忘“三民主义文学”，可见这位非官方人士的政治立场。

余光中认为岛内的“工农兵文艺”产生于台湾退出联合国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这决不是巧合。乡土作家趁台湾“外交”受挫折之际，“兴致勃勃地来提倡‘工农兵文艺’这样的作风，不能令人无疑”：

那 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立刻会嚷起来：“这是戴帽子！”却忘了这几年来，他们抛给“国内”广大作者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顶了。“奴性”、“清客”、“买 办”、“伪善”、“野狐禅”、“贵公子”、“大骗子”、“优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学”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 的艺术”，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顶。

这 里讲的“清客”、“优越感”、“劣根性”，能否称为“帽子”还可讨论。就是“伪善”等帽子，也只属于道德层面的批评，可余光中后来回敬对手的帽子，带有强 烈的政治性。他一口咬定主张文学关怀、同情的焦点定在农、工、渔等下层人民身上的文学，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工农兵文艺”，并把自己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 艺”视为“狼”，以表明自己为维护“三民主义文学”，与执政党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勇气”：

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检查自己的头吧。

这里讲的“狼”和“抓头”的动作，已经超越了比喻这一文学修辞手法范围，使人感到一股杀气。尤其是“抓”字，是全篇之警策，写得寒气逼人。难怪当事人陈映真说，《狼来了》发表后，“一时风声鹤唳，对乡土文学恐怖的镇压达到了高潮”。6

今 天的大陆读者，很难理解此文所起的制造恐怖气氛的恶劣作用。严酷的事实是，《狼》文发表后，台湾文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前哨战。乡土文学的提倡被官 方文人认为是别有用心，是“祭起普罗文学的黑旗”，“揭发社会内部矛盾”、“宣扬阶级论”，乡土文学作家群起批驳这种不讲理的指控。连与乡土文学不沾边的 作家，也纷纷起来主持正义，反对对乡土作家“抓头”。

在乡土作家差点遭到灭顶之灾，尉天骢面临被解雇乃至坐牢的危急形势下，余光中却因为反乡土文学有功，和李唤、王升、陈纪滢等党政要人坐在台湾“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主席台上，听取《发挥文艺功能，加强心理建设案》等文艺政策的报告，而乡土作家却因为被诬告不得出席这次会议。

胡秋原等人为乡土文学护航

由 彭歌等人刮起的白色恐怖之风，并没有吓倒乡土文学作家。1977年8月，南方朔以“南亭”笔名发表《到处都是钟声》7，旗帜鲜明地支持乡土文学的发展。同 年9月，王拓发表《拥抱健康的大地》8批驳彭歌。10月，陈映真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9，对彭歌进行反击，并要求立即停止对乡土文学的诬陷。

正当台湾文坛杀伐之声四起，大有将乡土文学诸君子绑赴刑场的千钧一发之际，却闯来了两位老将，大喊“刀下留人”。这两名老将是“立法委员”胡秋原和新儒家代表徐复观。

胡秋原，1950年5月到台湾。1963年8月，创办《中华杂志》，成为台湾思想界的一面旗帜。1979年，他为高雄“美丽岛事件”发表社论，劝当局宽大处理不同政见者。

身为国民党高官的胡秋原，常在政治与学术、左翼与右翼之间摇摆。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明显地偏左反右。他在《谈“人性”与“乡土”之类》中说：

有一位朋友来谈，说到台湾文艺界有“人性”与“乡土”的论争，前者攻击后者是主张“工农兵文艺”，是主张“阶级对立”。我说想看看这些文字。次日，他寄来四张《联合报》剪报两文：一篇《狼来了》，一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

据 《狼来了》说，“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接着它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工农兵文艺”的讲话，但并没有指出什么人是狼……这几年来，有人抛 给国内广大作家的帽子有“奴性”、“崇洋媚外”很多顶了，现在轮到他叫“狼来了”。“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戴帽子”与“抓头”二 者毕竟是同一动作。而且，后者更厉害一点。因为万一帽子不合头，是否要削头适帽呢？但“狼来了”之标题，毕竟有一点开玩笑之意。

……如果现在“人性”与“乡土”之争只是茶杯里的风波，我不必说话。但以我的经验，知其还可能发展，所以，愿对有关方面有所劝告。

再者，被人指摘“崇洋媚外”时，不据理反驳，只叫“狼来了”（纵使都是戴帽子，前者是潮流，后者要坐牢的），还说是“敦厚温柔”！这些文字如非自我反讽，都是难于理解的。

…… 就文学理论或评论而论，无论什么口号、主张，赞成或反对，总要有学问根据，要能自圆其说。如被人攻击为崇洋媚外，要检查自己是否崇洋媚外，不能“抓 头”……不要逼人上梁山，也不要一逼就上梁山……如果有人报告“狼来了”，也要看看，找内行人看看，是否真狼，也许只是一只小山鹿呢？……政府参与文艺论 争，将成为笑谈，若扬洋流而抑土派，尤愚不可及。10

胡 秋原由于不是当事人，故还认为“狼来了”的标题属学术上修辞手法，但他认为这一比喻貌似开玩笑，其实里面有严肃的政治内容，弄不好是要坐牢的。作者同情乡 土文学，反对崇洋媚外，反对政府介入文学论争。他不认为乡土文学是“狼”，反而认为是一只可爱的“小山鹿”。他以锐利的眼光指出余光中的文章有可能让人 “削头适帽”的危险性。总之，他以严正的态度和恢宏器识，批判了反对乡土文学的论调，维护了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含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更重要的是， 胡秋原的文章由于体现了外省人对本土文学成长的关怀，所以减轻了当时文坛上省籍的矛盾冲突。胡秋原后来为尉天骢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作序时，再次强调乡 土文学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反对迫害乡土文学作家。他以保护乡土作家又给官方文人面子的折中态度，给这场论争打了一个句号。

徐复观，著名的新儒家和哲学家，1903年生，1982年去世，湖北浠水人。历任台湾东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新亚研究所教授，著有《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论集》等多种专著。

1977年8月28日，徐复观由台湾新竹搬到台北青年会，一进餐厅便有许多年轻人等着他，谈到近年来文艺界的情形，使徐复观感到困惑，因而他写了《评台北有关“乡土文学”之争》：

……若干年轻人所提倡的“乡土文学”，要使文学在自己土生土长、血肉相连的乡土生根，由此以充实民族文学国民文学的内容，不准自己的灵魂被人出卖。11

徐 复观反对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虚伪口号下，疯狂地将中国人的心灵彻底出卖给外国人的做法，由此肯定了乡土文学的民族性。徐复观还分析了有些人反对乡土文学 的阴暗心理：文学的市场可能发生变化，已成名或已挂名的作家们，心理上可能产生“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恐惧，有如当大家注意到特出的洪通绘画时，许多“大画 家”不觉醋性大发，说谁个提倡洪通的画，谁个便是想搞“台独”一样，势必要借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市场。这可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及《狼来了》两篇文 章作代表。对于前者，老友胡秋原先生，写了《谈“人性”与“乡土”之类》的文章，指出了谈人性的人，实际是抹杀了人性，这已经把问题说得够清楚了。

如果只是文学市场的分配问题，徐复观也不会参与论战。他以哲学家的慧眼，看到了《狼来了》这篇文章的严重性：

关 于后者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写此文的先生，也感到这是在给这些年轻人戴帽子，但他认为自己已给人戴不少 帽子，则现在还他们一顶，也无伤大雅。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 会人头落地。二是反共的方法问题。毛泽东说一切为人民……难道我们便要一切反人民，才算反共吗？这类的做法，只会增加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界限，增加年长的与 年轻人的隔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徐 复观说得比胡秋原更尖锐，也更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位新儒家对年轻一代的关怀和保护精神。后面提及“反共”方法问题，这说明徐复观跟胡秋原一样，在政治上是 与共产党对立的。如果说这些人竟然会为共产党的“乡土文学”保驾护航，有谁会相信？所以，由胡秋原、徐复观还有郑学稼等这些国民党营垒中的开明人士出面说 话，恐怖的阴霾由此渐开，原先惊魂未定的乡土派作家才清醒过来，先后写了反驳彭歌等人围剿乡土文学的文章。

《诗潮》提倡“工农兵文艺”？

你这样苍白的容颜，

你这样瘦削的身材，

啊，谁知道你满腔热血，

谁了解你坚贞的爱恋？12

高 凖这首《白烛咏》，有点像夫子自道。他身材高瘦，因一直生活在寂寞和失业中，所以容颜也不够红润；他的政治理想、文学见解与官方不合拍，因而常常受到右翼 文人的猜疑、排斥乃至诬陷和打击。他生活上有些不拘小节，有诗人的浪漫——漫无条理，因而一些关心他的左翼文友，对他有点敬而远之。

高凖既是诗人，也是评论家，出版有《文学与社会》13。陈映真为此书写序时，高度评价他的诗：

是台湾极少数优秀的秉承了并发扬了中国抒情新诗传统的诗人之一。他的语言清晰，充满了浓郁的情感。他的汉语准确、丰美，并且表现出中国新诗在韵律和音乐上的辽阔的可能性。比杨唤、覃子豪、郑愁予和痖弦远远年轻的高准，在抒情诗创作上的成绩，不论怎么说，是极为独特的。14

高 凖和余光中均反对台独，但一个是左统，一个是右统。由于政治观念再加上文学思想的重大差异，高凖对余光中的诗评价不高。他认为，余光中从1950年起到 1956年，一直写着新月派式的格律诗，作品“几乎无一可观”。对于被许多人认为有民族诗风和新古典精神的《莲的联想》，高准认为实际上所表现的是“一种 凄楚的‘东方式’的秀美，但却并没有民族精神与民族爱的表达，与古典主义也不相干”。高凖的文章判断多于分析，显得粗糙。如他认为长期以来余光中“并无民 族精神，而与《在冷战的年代》的同时写的《敲打乐》中，却无可掩饰地深刻地表露出了他那一讲到美国就崇拜到五体投地，一想到自己是中国人就引以为无限羞耻 的令人震惊的心态。所以他虽然一度以‘回归民族的’来标榜，其实不过是参加了一次‘化装舞会’而已”。15这里对《敲打乐》的看法，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就 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原意。

高准和余光中相识于1961年，在乡土文学论战发生时已有十六年的历史。余光中比高准年长十岁，高凖一向把余光中当长辈看待，可高凖失望地说：“想不到他对于比他年轻的朋友，竟是以这样一种阴谋暗算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为人，也实在使我太失望了。”16

事 情系由高凖1977年5月编的《诗潮》第一集所引发。彭品光曾指责该刊第一集封面封底设计，有遥远的大陆，有海洋，有海岛，天空和大陆是一片通红，海洋和 海岛是一片黑暗：“所指为何？相信大家都很清楚。”17高凖辩解道：事实上，无论封面与封底，均无大陆，也无海岛。唯一的罪状大概是用了红颜色。“红颜色 是不能用的吗？”彭品光指控的另一理由是《诗潮》第一集为“倡导工农兵文学的专辑”：一是《诗潮》包含有《工人之诗》、《稻穗之歌》与《号角的召唤》三组 作品，这正是“工、农、兵”，是“狼来了”！高凖反驳说，《诗潮》在诗创作方面，一共分了九组，计为《歌颂祖国》、《新民歌》、《工人之诗》、《稻穗之 歌》、《号角的召唤》、《燃烧的爝火》、《释放的呐喊》、《纯情的咏唱》和《乡土的旋律》。《诗潮》是以促进发扬真正三民革命精神的文学为总旨趣，所以这 些诗的分组、编排上也照着民族、民权、民生的次序。《歌颂祖国》是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新民歌》是表现一种平易近人的民主风格，是发扬民权主义精神，《工 人之诗》、《稻穗之歌》是发扬民生主义精神。关于工人与农人的诗篇，台湾一向极缺，所以特别标示出给予园地。但《号角的召唤》却不是以军人为主题的。这说 明彭品光连依标题望文生义也没有望对！

《诗 潮》第一集出版后不久，余光中从香港回来，高凖去看他，并带了一本送他。据高凖说，余光中看到里面没有他的诗，就不高兴，“接着他翻到其中的一篇《李白诗 中的战斗性与入世精神》中有一句说‘李白对国家的强大统一是非常关怀的’。他说：‘这就该骂！这还不是有问题吗？’我说：‘怎么呢？李白关怀国家强大统一 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即使引申到现实意义来讲，我们岂可不关心国家的统一强大呢？哪有什么不妥呢？’不料余光中竟说：‘李白也有问题，他曾经追随永王 璘……’真想不到余先生竟连对李太白也要展开起政治清算来了”。

这 里所说的余光中指责“李白也有问题”，是因为在戒严体制下，一般不允许人们自由讨论中国统一问题；还因为余光中不认同中共，他只认同文化中国。正因为高、 余两人政治观点南辕北辙，故余光中看到该刊后几天，就写出《狼来了》一文，洛夫立刻在一个座谈会上引用，作为指控某些人“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佐证。过了几 天，余光中又从香港回来打电话给高凖，高问他“狼”是不是指唐文标，因为唐曾经骂他又给他戴帽子。余说：“人家戴我多少帽子，我就不可以戴他一顶吗？”高 说：“人家对你是道德意义上的指责，而你造的这顶帽子却是要把人送进监牢去的，这可不一样也。”余光中就说：“这也不是戴帽子，是抓头！”高凖说：“有一 句古话说‘罗织成罪’，就是这个意思吧？但你既说不是指《诗潮》第一集而言，请你在另文中澄清一下，因为已引起误会。”但余光中立即拒绝了，他忽然变了一 种粗嘎的声调说：“老实说，对《诗潮》也沾到一点边！”余光中在电话里一开始否认“狼”文是指《诗潮》，后来又说是指到一点，《狼》文内容则又在某一二句 子的气氛上，弄成可能引起人家对《诗潮》误会的样子。高凖认为余光中如此前言不对后语，实在使人失望。20

高凖从此和余光中“交恶”，积怨颇深。尽管如此，他介绍的上述情况，还是对我们了解《狼来了》的写作背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鼓应三评余光中

陈 鼓应原先任教于台湾大学哲学系。1972年12月4日，他和王晓波及一些学生效仿李白关怀国家的强大统一问题，在台大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宣传中国统 一等主张，后被捕。释放后他无法教书和工作，曾出版过《存在主义》、《庄子哲学》、《悲剧哲学家尼采》、《古代呼声》。他给人“一个激烈的自由主义者”印 象，沉寂多年后因发表评余光中的系列文章声名大振。

陈 鼓应与余光中不存在个人恩怨。十年前，他们同是《文星》的作者。余光中给人的印象似乎也是自由民主人士，可《狼来了》发表后，陈鼓应改变了看法，并把他的 作品全部找来细看，发现问题颇多颇大，其中最重要的是沉湎于资本主义病态生活的颓废意识和虚无情绪、买办意识和自我膨胀。他的作品里丝毫见不到他对别人的 关心，也见不到他对社会人群有任何的关怀。他到了美国以后，看到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以及千里公路，万里草原，他立刻就被那里的物质文明所震慑，回头想到 中国的贫穷，由此产生了民族的自卑情绪；又由于向美国的认同发生了阻碍，就越发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产生了羞辱感，因而有一连串羞辱祖国的文字出现。21

有了这些看法后，陈鼓应便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连续写了“三评”：《评余光中的颓废意识与色情主义》22、《评余光中的流亡心态》23、《三评余光中的诗》24，并结集为《这样的诗人余光中》25出版。

对 《狼来了》这篇文章，陈鼓应同意徐复观的说法：这是抛给作家的血滴子。这不能单纯从“反共”来解释：“实际上他写《狼来了》的真正动机，只是因为有一群新 起的作家影响了他的作品的市场，吸引走了他们的读者；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便不惜使出迫害新作家的手段。说穿了，如此而已。”26但在对余光中诗的 总的评价上，他做了徐复观没有做的工作：“余光中的诗，不仅污染了我们民族语言，更严重污染了青年的心灵。”文中举了大量的例子，指出余光中洋化的语言， 像“耸一个拉丁式的肩”，“我是很拉丁的”，“难为您了，真是，Signorina”，“向她，鞠了一个躬，非常意大利式的”，这样洋化语言乃是作者过分 崇洋心态所导致。27这样的例子在余光中诗中举不胜举。陈鼓应在“语言污染的病例”的标题下，分《星空非常希腊》、《美丽的分尸》给予分析批判，并指出他 的语言夹生的部分深一层的根源如同余氏自己的告白：“我是一只风中的病蜘蛛”；“我变成一个精神的残废”；“自虐狂的灵魂”。这种“自虐症状”如不及时治 疗，要变成什么样是可想而知的。陈鼓应还说，他的作品，大量地散播着极不健康的灰色思想和颓废情绪。至于他的崇洋媚外，灵魂要“嫁给旧金山”，并死时以葬 在英国的西敏寺为荣……他固然常说怀念中国，但当他把中国和美国相比时，却以我们的贫困为可耻，并以此而这样地嫌弃：“中国中国你是一场愧惭的病”，你是 “不名誉”的“患了梅毒”的母亲。

在批余光中的诗时，陈鼓应还用了谐谑的手法：

余 光中成天在做梦，据他自己说，“醒时常做梦”（《莲的联想》），“阖眼梦，睁眼梦”（《敲打乐》）。当然他最爱做的是“金色的梦”（《钟乳石》）。“枕一 段天鹅绒的往事，我睡着”，于是他“梦见一个王”——“天上的王”，一个“蓝眼睛的王”。他所梦的“王”是“蓝眼睛的”，于此，其心之所向，可想而知。 28

经过陈鼓应这种摘句法，余光中变成得了“梦游症”的“精神病患者”，因而陈鼓应诊断余光中“本是‘亡命贵族’诗人失常心理的必然反射”29，也就顺理成章了。

关于余光中的“流亡心态”，陈鼓应说：

时代苦痛摧击下的台湾知识界，近年来产生两种主流的心态：一种是中兴心态，一种是流亡心态。中兴心态是面对现实，对不合理的现象希求改革；流亡心态是逃避现实（包括逃避到色情玩乐里面），演成牙刷主义之风。30

陈 鼓应认为余光中沉醉于虚名久矣，如果不着力点他一下，他是不会猛醒过来的。他评余光中的用意之一，是希望通过对余氏作品的检讨，使他反省自己以往写作内容 之非，而能及时回头探索新步为是。31因而陈鼓应在写二评时火力加足，对余光中的诗做总体的检视，看诗人如何颓废无聊及怎样羞辱祖国。他写道：

他 说在台北“这座城里一泡真泡了十几个春天/不算春天的春天，泡了又泡/这件事想起就觉得好冤/或者所谓春天/最后也不过就是这样子；一些受伤的记忆/一些 欲望和灰尘”。“泡了又泡”是自述他的生活态度；“一些受伤的记忆/一些欲望和灰尘”是陈述他的生活内容。“泡了十几个春天”，就是说十多年来他只是在 “泡”着虚度时日；“泡”日子，便是他的失根性与失落感所产生的浮游心态。他在台湾这十几年的日子，“一些受伤的记忆”，“一些欲望和灰尘”，甚至哀叹生 活是“分期的自缢”，这恰是“亡命贵族”的生活写真。至于他的冤屈感，显然是不实的……32

陈 鼓应又写道，余光中忽而想起台湾“到冬天，更无一片雪落下/但我们在岛上并不温暖”，和美国“比起来台北是婴孩”、“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 道”。他还认为中国文化是“蠹鱼食余的文化”，他要“焚厚厚的二十四史取一点暖”，他说“中国中国你是不治的胃病”、“中国中国你令我早衰”。在这里陈鼓 应用的仍然是摘句法，而不管全文的主旨和上下文的联系，这样就轻而易举得出余光中既不爱台湾本土也不爱中国的结论。其实，正如颜元叔所说，对某些官式的爱 国主义者而言，余光中“不治的胃病”这些话是“失败主义者”的泄气话。但是，余光中敢于把这些话写在纸上，为自己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作心灵的见证，这是够勇 敢够爱国的了。余光中是一位真正的爱国的人（至少这首诗的表达是这样的），他爱中国深，感触深，深得简直接近绝望：“中国啊中国你逼我发狂。”他又说： “中国中国你令我早衰。”无疑的，《敲打乐》的前半部充满着国耻感、羞耻感。但是，这首诗后面有个转变——“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 这显示余光中的民族心不仅没有死，而且像火山一样愤怒与激烈。33颜元叔说余诗后面的转变，很重要，可陈鼓应“摘句”时有意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愚弄了读 者。

当 然，陈鼓应的文章并非一无是处，他认为包括余光中在内的现代诗语言“流入怪诞费解的地步”，还独具慧眼指出《莲的联想》的伪浪漫主义，均有发人之未发之 处。但陈鼓应文学功底不足，对诗歌的艺术规律尤其了解不多，因而常常误读余光中的作品。他的“余光中论”，在演绎推理过程中，经常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甚 至为了自己论证的需要把余光中的诗句进行拼接，这样就难免曲解余氏作品的原意，这样得出来的评价当然不会公允。对余光中，陈鼓应还有乱扣帽子的嫌疑。比如 “灵魂嫁给旧金山”，原文是这样的：

荡荡的面包篮，喂饱大半个美国

这里行吟过惠特曼，桑德堡，马克•吐温

行吟过我，在不安的年代

在艾略特垂死的荒原，呼吸着旱灾

老■死后

草重新青着青年的青青，从此地青到落矶山下

于是年轻的耳朵酩酊的耳朵都侧向西岸

敲打乐巴布•狄伦的旋律中侧向金斯堡和费灵格蒂

从威奇塔到柏克丽

降下艾略特

升起惠特曼，九缪斯，嫁给旧金山！34

正 如黄维樑所说，60年代，金斯堡于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崛兴，新一代的诗人颇有把美国诗坛的风骚领过来之概。九缪斯是希腊掌管诗歌的女神。“九缪斯，嫁给旧金 山”指的就是这美国诗坛的事。余光中并没有嫁给旧金山，因为他对中国的感情太深厚太浓烈。他与中国连在一起，中国使他不快乐，也使他快乐。《当我死时》 （1966）一诗也说：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35

在 这里，不是陈鼓应戴着有色眼镜看到的余光中以葬在英国的西敏寺为荣，而是以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为荣。中国是“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这哪里有半点崇洋媚外的 影子！至于“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陈鼓应只见“梅毒”而不见“母亲”。患了重病的母亲仍然是母亲，这是一种爱之深也恨得深的情感，不能单拿“梅毒”二字 做文章。

陈 鼓应的文章发表后，引来一片喝彩声。孔无忌《一个历史的对照》36，用百年前留学生的心情和余光中崇洋媚外的心态作对比，感慨“今天的台湾”有人“把自己 降在所有外人的脚下”。田滇的《我也谈谈余光中》37，从另一角度批评余光中的动机与心态。寒爵的《床上诗人颂》38，用余光中的“警句”写了两首打油 诗。但也有反对的声音，如吴望尧攻击陈鼓应批评余光中所用的不外是一套对岸的专用名词39，他认为对付不同意见，“木棍不够，就用铁棍”40，这种木棍加 铁棍式的批评，重复了余光中《狼来了》的错误，同样是对乡土派作家的一种恐吓。

陈鼓应在香港也有知音。香港左派除再版陈鼓应的书外，还有这样一些喝彩文字：

细读一下陈氏书中所摘引的余氏诗作，我想任何人都不能替后者的买办颓废意识作出任何的辩白，它们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帮闲文人（身兼文化打手之职）恶劣可鄙的嘴脸和陋习。

一口气读毕之后，使我对陈氏顿然改观，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充满虎虎生风的战斗精神及独立不阿、不谄媚权贵，敢为广大人民说话的气概。一句话，是值得我们鼓掌、欢呼的。41

这种评价显然属情绪性反应。刊登此文的刊物深受大陆“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从该文的末尾也可看出这类文章粗鄙化的倾向：“补记：在此向设计《这样的诗人余光中》一书封面的杨国台先生致敬。你‘操’得好！你也够姜！”

如 果说，余光中《狼来了》是从意识形态出发，那陈鼓应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离开文学主旨对余光中进行道德审判，以证明余光中的“头”就有问题，没有什 么资格去检查别人的“头”。陈鼓应和余光中这一正一反远离乡土文学的极端笔战的例子，充分证明这场论战“是一场文学见解上没有交叉点的战争，只是两种相对 立意识形态的对决”。42

来自香港的排炮

余光中去香港正值“文革”后期，林彪已经坠亡，但“四人帮”的活动还十分猖獗，利用评法批儒塞进自己“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私货，和邓小平展开了一场争夺战。

在 70年代，相对于禁闭的台北，香港是两岸之间地理最逼近、资讯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论却最自由的地区；作为中国统战后门的香港，也是观察家、统战家、记 者、间谍最理想的看台。由于靠近大陆，不论政治观念还是学术研究，香港都会受内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那里不仅英语和粤语并行，西方和东方交汇，而且 左派和右派对立。

余 光中去香港以前，旅美的夏志清在信里就向余光中提出警告，说那里的左报左刊不欢迎他，精神不会愉快起来。余光中回信说，自己对被骂一事早有训练，耳皮早磨 厚了。果然来香港不久，一阵排炮自左面轰来。其原因在于余光中的直言一直不悦左耳：他对“文革”的做法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抵制和批判，这充分反映在他的一 些诗文中，如《梦魇》、《北望》、《故乡的来信》、《小红书》等。针对大陆的阴暗面进行批判难免遭受误解——认为余光中在台湾“反共”，到香港仍不改其本 性，一些自称左派的人便把火药的目标指向他们心目中的这位“右派”，其文字至少有十万字之多。

香 港有一个以政论性著称的刊物叫《盘古》，创刊于1967年。它的许多文章表现了对中国政治的关心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进入70年代，《盘古》受保卫钓鱼 岛运动的冲击，编辑路线急剧地左倾。如1972年1月25日出版的《盘古》，在相当于社论的《盘古之声》中，发表了《向本港牛鬼蛇神宣战》，用大陆红卫兵 的做法横扫一切不同观点的文化人。余光中早已被列入他们的“牛鬼蛇神”的名册，因而该刊组织了数次“余光中是爱国诗人吗”的讨论。他们除刊登本地作者文章 外，还转载海外的文章。譬如1975年10月25日出版的86、87期合刊号，共转载了来自不同地区代表三种观点和立场的文章：

第一篇是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出身的程石泉的《论台湾的某些新诗》，其立场是亲台的：

当 我们读到余光中的《乡愁》四韵，但见一行行美丽的辞藻，在字里行间中国民族意识一点都没有，为解救在大陆上同胞苦难的意愿丝毫不存在，但听到他在歌唱“路 长腿短/条条大路是死巷/每次坐在世界的尽头”（《盲丐》）。他在他的《乡愁》里曾经说道“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但是这位大诗人竟是如此的含蓄，不肯 透露半点消息，为什么“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而他的乡愁不过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诗 人真是一位超越主义者。他超越乎政治，他超越乎民族，他超越乎地球，他超越乎太阳系统，他超越乎宇宙……

《盘 古》认为，“这篇文章对台湾现代派诗和现代诗的批判比较搔到痒处”。其实，这是从政治出发的评论。作者嫌余光中不够“反共”，要余在乡愁诗中加进所谓“解 救大陆同胞苦难”的内容，还嫌余光中在诗中没有说清为什么会“大陆在那头”。看来，批判者对诗一窍不通，他用政论的写法要求诗，对“邮票”、“船票”、 “坟墓”、“海峡”这四种绝妙的意象，如此贴切地表达了离乡、漂泊、诀别和望归而不能归的离愁别恨，将抽象的“乡愁”真切、生动地呈现出来的妙处不能理 解，更不会欣赏。由此可见，不是余光中“超越乎政治”，而是批判者太热衷于政治；不是余光中超越民族，而是这位洋博士错误地认为大陆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中。这样，他认为余光中不爱国，也就不奇怪了。

第 二篇为来自纽约、署名谷若虚的《创造海外华文的新文艺》，属中间派观点——其实，就批判火力来说，一点也不“中间”，如该文要求海外作家起来批判不健康的 资产阶级文化，如商业主义、享乐主义、科学主义等。作者以余光中为靶子，指责“像余光中这种极度崇美崇洋的文化人，当他所崇拜的文化走向没落死亡而对祖国 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却又一无所知，甚至采取敌视态度时，心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和无根感。因此，这种无根感和失落感，基本上是由于中国小 资阶级寄生于没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而产生的。如果能摆脱这种寄生关系，我们将立即可以发现一片广阔无垠的文艺创作领域”。这里说的“社会主义的新文 化”，是指斗批改、上山下乡之类，余光中不愿意了解并且不赞美而采取“敌视态度”，有何不可？作者批余光中用的是大陆流行的大批判词汇，因而此文所期望的 以大陆样板戏为榜样的“海外华人新文艺”，历史已证明不可取。

第三篇为香港有名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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